7月17日至22日,日本东京的华人作家华纯出席了由成都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国际新移民笔会共同主办、青年作家杂志社承办的“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第二届笔会”。
现将已被报道的大致情况介绍如下:
7月17日晚,“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第二届笔会”开幕式酒会在成都喜来登大饭店宴会厅举行。应邀参加笔会的新移民华文作家来自北美、澳洲、欧洲、东南亚等地,主要作家有:少君、张翎、陈瑞琳、沈宁、施雨、王性初、胡仄佳、张奥列、高远、华纯、饶巧红、田新彬、吴玲瑶、王威等。笔会同时邀请了国内近年来活跃在文坛的代表作家阿来、刘醒龙、方方;评论家张炯、陈立钢、刘登翰、陈公仲、白舒荣、石平萍;及相关媒体的编辑、记者。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新浪网、《南方周末》、《成都晚报》、《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文学报》等都派出专人现场采访。
成都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郝康理在酒会上致欢迎辞,并为“成都记忆”征文活动的3位获奖者颁奖。胡仄佳的《故乡的记忆》、白舒荣的《蜀道行》、丘彦明的《一个成都媳妇的龙门阵》3部作品在此次征文中获奖。
评论家张炯、陈立钢、刘登翰、陈公仲分别做了精彩的演讲。陈公仲特别指出,“首届国际新移民作家(南昌)笔会”主要由南昌大学承办,相当不易!到了今年的“第二届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成都)笔会”就有成都市政府出面,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对新移民华文作家很大的鼓励。他还强调,也许目前海外新移民华文作家整体的创作水平还达不到大陆专业作家的水平,但某些个别新移民华文作家的创作水准已经可以和大陆一流的专业作家相媲美。
18日上午,海内外华文作家、评论家、学者在四川大学举行公开专题研讨会,以“开创新移民文学的新纪元”为主题,围绕“海外华文文学的现状与发展”与川大师生进行了交流。研讨会由著名旅美作家少君先生和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庆教授共同主持,与会嘉宾的主题发言分别有:
陈瑞琳(美国作家):“海外华裔文学的现状与发展”
刘登翰(世界华文学会):“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现状与趋势”
曾绍义(四川大学):“海外华文文学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意义”
陈公仲(中国小说学会):“欧华文学的昨天与今天”
田新彬(台湾《联合报》副刊、北美《世界日报》副刊副主编):“华文报纸副刊和华文文学”
最后,文学与新闻学院马睿副教授对新成立的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海外中国文艺研究中心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个新成立的研究中心是中国西部第一个海外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中心将出版双语杂志《海外中国文艺评论》,由赵毅衡先生任主编,马睿副教授任中心主任,它将大大推动国内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发展,为海外作家和国内作家搭建了一个广阔的交流平台。
由于国内一些媒体和文学研究还不能准确把握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与“华文文学”的界限等概念,一些听众提出的问题仅限于何谓海外华文文学。有人还提出:新移民作家对母语文化的担当何在?旅美作家王性初在会上坦言:“我们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依旧在被讨论,我们真正焦虑的问题却没有人提出。”
至于海外华文作家到底是中国作家还是外国作家,作家方方说:“作家不分地域,搞好创作就是一个作家的贡献和目的。” 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陈公重表示,用中文写作就是中国作家。他特别强调:“中西方文化是万里长城和马其诺防线,是一个艰难的突围和强烈对抗的过程。”
短短的三个小时制约了更多的发言,问题的解答和意见交流只得适可而止。
20日举行的“海内外作家座谈会”,几位成都作家辛辣到有些“呛人”的发问终于打破了局面。就如何定义“新移民文学”与“新移民华文作家”,成都作家卢泽民提出,准确界定“新移民文学”的概念是谈论华语文学建设的前提。同样是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为何海外作家要用“新移民华文作家”这个词。对此问题,世界华文文学会副会长陈公仲做出了解释,他认为,“新移民文学”指的是70、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移居海外的作家用华文创作的作品。这是近20、30年来,几十万以大陆为背景的留学生在海外定居后产生的一大批令人瞩目的华文作家。他还特别指出,在这批作家之前的海外华文写作,主要是指以白先勇、聂华苓、陈若曦等为代表的港台作家群。美国华人评论家陈瑞琳曾对此说明,海外华文作家常常被学术界分为四大块,台湾、香港、澳门海峡为第一大块,东南亚诸国的华文文学为第二大板块,澳洲华文文学为第三大块,北美华文文学为第四大块。(欧洲等地的华文文学还只是星星之火,未能形成阵容)在这里,北美的华文文坛越来越成为海外文学的重地,原因是变化快,作家层出不穷,又来自深厚的文化背景,所以创作的成就也就格外地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新移民中有一批用英文创作的作家如哈金,他们的作品被归入美国文学。相对于这些用英文创作的作家,用汉语创作的华裔作家,他们的作品属于中国文学的范畴,因此就被定义为“新移民华文作家”。
陈瑞琳回顾了移民文学发展的历史,提出了移民经历对文学创作的意义。她认为“中国文人是需要流浪的”,古代诗人如李白也有过流浪、自我放逐的经历;“五四”作家如果没有留学经历,中国现代文学不会有那么高的成就。流浪和移民是一种放弃,放弃原先拥有的,求索新的、不同的文化。对于新移民华文作家来说,她强调:“中西文化的碰撞让我们获得了新的视角和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母文化。”她提出,在创作上本土作家与海外作家各有所长,海外作家有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本土作家对中国社会有更深刻的了解,但也都各有局限性。她说:“我们回来就是为了寻找母文化的根。”
作为一个评论家,在鼓励创作的同时,陈瑞琳还客观地指出,“新移民文学”只有二十来年的历史,实在太年轻了,目前的“新移民文学”在艺术技巧方面尚显不成熟,但它给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新的色彩,它有自己崭新的视角和表达方式,有不一样的价值观、审美观和文化背景。也许今天在座的作家不是新移民华文作家中写得最好的,但我们是开拓者,我们愿意做开路先锋。她还说:“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也曾迷失过,但很多作家做出了不起的努力──大家在努力写出我们自己的故事。”
四川作家冉云飞直言:尽管国际上掀起了汉语热,但作为文学类的报纸和出版物,中文读物在海外依旧可能是被边缘化的,会有漂泊之感。然而由于当代华文文学中的许多作家没有对汉语以及传统文化深入地挖掘,使得这种漂泊感被符号化。他认为,传媒的更新似乎已经走上了康庄大道,但国内读者和研究者对新移民华文文学作家依旧不了解。新移民华文文学作家需自问以下问题:你自己想怎么写?你想写给谁看?你们写的东西为什么没有被注意?
其他成都作家也提出,他们希望在新移民华文作家中,读到高尔泰《寻找家园》这样令人震撼的好作品。
对此,评论家陈瑞琳回答道:“我们对母文化的理解与本土作家相比可能是不够扎实,但是我们的写作处在中西文化碰撞的环境之中。历史上很多优秀的作家都曾受过西方文化的洗礼,也都曾经历过灵魂自我放逐的过程。”她认为,新移民华文文学作家具有本土作家所没有的“双重视阈”,“我们有自己的怀疑和反叛。我们的写作更加自由。”
而卢则明则回应:正是因为太自由,新移民华文文学作家的写作如何有所指向?
蒋蓝进一步指出:大陆文化对每个人的烙印是很难因为空间的改变而将其抛弃的。在对传统、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反思上,大陆作家可能走得更加稳健而有风骨。被海外作家屡屡提到的“意识形态”未必是坏的东西,作家只需思考并给出自己的答案即可。
将改革开放前港台移民国外的作家与新时期大陆移民作家进行传统文化上的比较,在写作主题上又将国内作家与海外作家对比,与会的华文文学作家们对此感到有些不公平。在美曾经从事医学工作的旅美作家施雨坦言:“也许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踏出国门,对母文化的认知不够深刻。但是我们的生存状态,你们是不了解的。从常识到思维都面临冲撞的生存状态决定了我们的文学是连根拔起,又重新适应另一方水土”。
旅居加拿大的作家张翎说不习惯也不喜欢这种交锋的姿态:“坦白说我对你们是相当的了解的。在多伦多这样的城市,华语文化绝对不是弱势文化,在任何一个普通的图书馆中都有大量中国当下文学的作品陈列,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阅读到国内的文学作品。但在国内的作家对我们却没有‘希望了解’的心态。基于这种姿态所产生的判断没有大错但也是不成熟的。”
针对“新移民华文文学作家”这一“标签”所引发的非议,张翎说道:“我对此真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我们需要以一个方阵的亮相被介绍到国内,但其实这也是一种局限,这件看上去醒目招摇的金缕玉衣已经显然装不下渴慕突破自我的灵魂。”
张翎更倾向于相信文学性能够超越作家的身份界定。
成都作家洁尘对张翎的观点表示了认同,她认为作家都是以个人身份写作的,标签对一个作家来说一点不重要,海外作家与国内作家一样面临着个人身份的认定,甚至包括与母文化关系的认定。她认为,疏离感和漂泊感是人类共同的感受,海外作家更容易抵达这种感受。身为移民作家的奈保尔,其《抵达之谜》成功地书写了如何从母文化过渡到异质文化的过程:“这里面诱人的、宿命的东西,有人的漂泊感。在这个层面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也许读者更愿意看到华文作家用个人的文学品质写作他们的“抵达之谜”。“怎样用有高度文学品质的表达抵达这种感受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洁尘强调说。
7月18日- 22日,海外作家和与会人员一起游览了杜甫草堂、金沙遗址、青城山、都江堰等名胜古迹。为配合“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第二届(成都)笔会”的召开,成都时代出版社专门出版了海外新移民文学大系《“北美经典五重奏”丛书》,“北美经典五重奏”包括被誉为新移民作家领头羊少君的《怀念母亲》,海外文坛女杰严歌苓的《吴川是个黄女孩》,著名作家张翎的《雁过藻溪》,文学评论家陈瑞琳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以及名门之后沈宁的《泪血尘烟》。据介绍,这五部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抒发了海外华人对祖国的真挚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