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日本读者,尊敬的日本媒体同行,尊敬的日本译者,尊敬的日本侨报社段跃中先生:
我非常荣幸地获悉,我的《在地狱的入口处——冰点周刊停刊风波始末记》一书,被翻译为日文正式出版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本书未能首先在中国出版,书的内容,还从未被公开披露过。日本读者将是这本书的第一批读者。
我接到了赴日本参加这本书首发仪式的邀请,并心向往之。可我手头恰好有规定时限的写作事宜,无法脱身前往,非常遗憾,只能以书面方式表达我的感受和谢意。
今年1月24日开始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停刊事件,引起了全世界主要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大量报道,这其中,也包括多家著名日本媒体。除去事件本身的新闻性,对日本媒体和公众而言,这件事似乎更多了一层因素:表面上看,这个事件是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批评而引发的。若干年来,中国朝野对日本一些团体编纂的历史教科书多有严厉批评,一度还构成两国外交议题,忽然间,中国自己也冒出个“历史教科书事件”,并因此造成了一个国家主流大报周刊的停刊,这是非常有意味的。
但我不是历史学家,也非教材编撰人员。对于我和中国的大部分读者来说,这次事件的性质仍然是:新闻自由。这也是这本书的立意所在。自然,不可能回避事件的起因:中国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的文章,因对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做出批评,发表后确实引起了中国读者广泛的争论。本来,这种争论是正常的、有益于人们通过各种史料的认知和不同见解的交锋,得出新的认识,真理越辩越明,惜乎中国极少数新闻管制官员,利用此事,违宪、违法地粗暴关闭《冰点》,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但他们始料不及的是,打压行为使袁伟时先生的文章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支持袁伟时教授勇于发表独立见解的人们也越来越多。
历史是什么?如何对待历史?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历史学界,有一句学者们公认的名言:“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克罗齐语)这是什么意思呢?以我这个门外汉的理解,历史,决不仅仅是过去的资料的汇总,而是一种当代人们对过去的分析和认识,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历史,在文化本质上,从来都是“新”的,而不是“旧”的——这大概就是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们,总是在写新的历史书的缘故吧!
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历史观决定历史著述和历史教科书会选择什么史料,会如何评价这些史料,也会决定这些历史书的倾向和价值。对同样的史料,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的、专制的、侵略和掠夺的视角,与世界主义的、民主自由的、和平互助的视角,会有截然相反的解释。然而任何一种解释都会经受时间和人类发展潮流的考验。
我认为,历史教科书,应当起到有助于一个国家的人民建设和完善民主制度,有助于对本民族和国家的缺陷和历史教训加以反省,有助于帮助本国人民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同时,也应当通过历史教育,消除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猜疑和误解。惟有如此,世界的长远和平才有根本的保障。
我相信,中日两国政界和历史学界的有识之士,都会在这个方向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两国年轻一代的见识,会日益国际化;两国之间因历史问题引起的摩擦,会逐渐平复和消亡。
在这次事件当中,我才有机会真正与日本人对话和交流,其中有日本的新闻记者,也有其他行业的人士,我们进行了非常有趣和话题广泛的谈话。我感到,我们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我的手机上,到今天还保存着日本一家电视台采访我后翻译发来的短信:“昨天非常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们日本记者没有太多的表态。今天,我把全文给他翻译后,他说作为新闻同行,更能理解您的痛处,感动得他眼角都湿润了。”我的电脑里,也保存着许多日本记者给我发来的个人感受。这些短信和邮件,都让我深深感动,除了语言,我并不觉得我们之间有国别的差异,在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上,我们有足够多的共同理解。
因此,我希望中日两国的新闻媒体,都能够客观、真实、全面地报道两国的真实情况,特别是两国人民的真实生活和想法。在充分了解和互相尊重的人民那里,历史旧账的“毒性”会得到化解,反而会成为不再犯这种错误的有益的经验教训。人民应该推动两国政治家走向和解和互助,而不是相反。
同样很荣幸的是,我去年11月在中国出版的《冰点故事》,由久保井真爱小姐担任翻译,今年秋天也将由日本侨报公司出版。这本书里讲述的,就是过去10年来,中国普通人民的真实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命运跌宕,以及他们的奋斗和抗争。我希望《冰点故事》能起到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了解的作用,当然也希望日本读者能获得个体阅读上的快乐。
衷心地感谢你们!
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 李大同
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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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に行われた
『「氷点」停刊の舞台裏』出版の報告会に寄せられたコメントで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