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仇恨让我们忽略了日本的“可怕”
这是一条平时用肉眼很难看清的裂缝,然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任何一丝不祟之音,都使它如地震般猝然崩裂,嬗变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一些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日本的民间态度,可以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远的不说靖国神社,不说钓鱼岛,不说集体买春,就在前两天,日本西北部地区发生地震后,我们的网络上很快响起一阵欢呼雀跃,即使有哀悼和惋惜,也被狂风暴雨般的批判打得抬不起头。
这是一种很习以为常的“仇恨运动”了,每一次那个岛国发生灾难,都如同气象学里的那只蝴蝶,在海的彼岸卷起阵阵幸灾乐祸的飓风。
拿此次日本地震来讲,不论后果如何,其潜在或现实受害者,多是和你我一样的小老百姓、守法公民,他们和我们一样为生计奔波、为儿女呵护、为社会出力。在他们身上,没有军国主义的影子,没有鹰派政客的嘴脸,没有极右狂热者的脸谱,甚至不少人都是中国人的朋友。然而,不知为什么,总有一些人,一听说某国遭灾了,马上就联想到N年前的国仇家恨,翻出历史的旧账,让“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反华分子”所在国度的后人们来偿还。多少年过去了,这种单一错乱的“报仇”思维依然生生不息,而“生命至上、同类相悯”这些最基本的人本价值观,还没有深入人心,实在令人错愕。甘地、马丁·路德·金在执着反对某个恶的制度的同时,不忘告诫人们要学会宽容,因为“因剑得到的也必将因剑而失去”——多少年过去了,这些思想还寂寞地躺在蒙尘的书本里吗?难道“宽容和仇恨”就真的与我们一些的愤怒年轻人,格格不入吗?
仇恨只会蒙蔽我们的眼睛,只会阻碍我们的理性发展和融入全球的脚步。从1945年到2007年,日本军国主义之“可憎”实质上已经更多转变为国民素质上的“可怕”,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可憎”奢侈地井喷我们的口水,但对“可怕”,除了自省别无他路。如果再不对“可怕”作出理性的反应,我们将来只能做一个可怜的“怨妇”——可怜之人必有可憎之处。日本国民的“可怕”之处在哪里?
1994年广岛亚运会闭幕式结束后,6万人的体育场竟然没有发现一片废纸、一点果皮垃圾。次日,世界上好几家报纸惊呼:“可怕”的日本民族!
一位北京学者在日本遇到一次严重的堵车,成千上万辆车首尾相连排了上百公里。然而令他感到震撼的是,所有的车辆都很有秩序地排在道路的一边,而另一边逆向车道空空荡荡,无人争抢。
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一家信用社向很多灾民提供了一笔不菲的无息贷款,这些贷款无须担保,只要把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下即可。三年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所有贷款全部还清,没有一例拖欠。(以上事例摘自李建权先生的《日本精神》一书,新华出版社2007年出版)
联想到十几年前那场震惊全国的“中日夏令营较量”,对今天的日本民族,笔者似乎只能用“可怕”来惊呼!
这是怎样的一种“可怕”——是高度的文明素养,是高度的诚信,是高度自信的心理,是高度发达的教育。这样一种“可怕”,我们或许很陌生,但我们也曾经拥有过。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强大、最包容自信的唐朝,据《旧唐书》记载,贞观四年时,唐太宗李世民将全国290名死囚放回家过年,约定年后回来归狱。结果,所有死囚全部按时归狱,唐太宗因此释放了这些囚犯。这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和当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道德风貌和民众文明素养相呼应。这也是一种“可怕”,正因为极度稀缺,所以让我们看来不可思议,才知天下竟有如此之高的文明素养,所以才会令人惊诧得可怕。
简单的仇恨让我们忽略了日本民族的“可怕”,让我们失去了从他们身上汲取养分的意识,让我们忘却了自己历史血液里曾流淌的荣光。宽容不意味着怯懦,而是一种强大后的自信,自省不意味着忘记,而是让悲剧永不重演的自我强大。如果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让很多人警醒,那么就听一下一位研究日本问题的西方学者的话吧:日本人会比大多数人都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
只要不丧失理性的独立思考,中国的青年应该可以判断出我们究竟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