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铭葆：权力不可裁判思想
http://review.financeun.com/ 2009年03月28日 15:53 来源:
凯迪网络
关键词语：权力 思想
本文摘要：正确的认识，就是真理。不正确的认识，即为谬误。
一、权力裁判思想的若干范例
自古以来，以强权对思想进行裁判的事例，史不绝书。这种强权，可以是宗教权力，也可以是政治权力。
在西方，最著名的要数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又称异端裁判所）。从13世纪到19世纪，宗教裁判所以宗教为名对异端进行审判，刑罚包括没收全部财产、鞭笞、监禁、终身监禁及火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布鲁诺，因反对经院哲学，主张人们有怀疑宗教教义的自由，接受并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烧死在罗马的火刑柱上。由于宗教裁判所有权搜捕嫌疑犯及同伙，使得人人自危。其后果是限制了中世纪西欧思想文化的发展，却巩固了教会的权威。
在中国，主要是以政治权力对思想进行裁判。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用暴力消灭异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用皇权扶持一种思想，排斥和打击另外一些思想。历朝历代的文字狱，是由皇帝充当裁判，以欺君罔上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对“思想犯”进行惩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过实行新闻和书刊检查制度，对异端思想进行惩治。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思想上实行专制，进而维护政治上的专制统治。
新中国的建立，为发展人民民主，保障公民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56年，党中央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按理说不应再有权力裁判思想的事情发生。然而，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存在和发展，使得政治权力无限扩张，权力裁判思想的事件就不断发生，且愈演愈烈。从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到反胡风，反右派，都是以毛泽东个人的是非为是非，被批判的对象只能检讨，不能申辩。直至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权力裁判思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实质，是否定“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扫清了思想障碍，同时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30年过去了，现在回头来看，这场大讨论进行得并不彻底。当时，为了保住毛泽东这面旗帜，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拨乱反正。比如，虽然对反胡风，反右派等历次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和纠正，但是，对于以权力裁判思想这一错误的做法，并没有加以否定，而这种做法正是造成众多冤假错案的最根本的原因。
有人对实践标准提出质疑，认为实践本身并不能对真理进行检验。这种认识有失片面。所谓实践标准，首先是社会实践的效果。效果的好与差，是可以进行衡量的。比如，农业上的增产还是减产，是可以量化的。其次，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讲实践标准，就必须讲群众路线。社会科学中的真理，不能排除价值判断。因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受益，就是判断的标准。最后，社会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思想的正确与否，还要接受历史的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告诉我们，以政治权力甚至是当权者个人的好恶来裁判思想，是不科学的，也是极其有害的。
三、权力不可裁判思想
思想，也称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正确的认识，就是真理。不正确的认识，即为谬误。上文已经提及，判断思想的是非对错，应以社会实践作为标准，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坚持实践标准，必然要摒弃权力标准。这是因为，权力虽然是抽象的，但掌握和行使权力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如果由一个有权者对无权者的思想作出裁判，或者是由上级对下级的思想作出裁判，必然会导致权力即是真理的不良后果。
其一，当权者并非都是真理的持有者。探求真理的权利，应当是人人平等。同时，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误，当权者也不例外。即使象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也并非一贯正确，同样犯有严重错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对此作出结论。真理属于科学的范畴。科学真理的发现者，是不带偏见的探求者。科学真理的拥护者，是尊重客观规律的革新者。然而，在当权者之中，很多人往往由于本人思想认识的局限性，或者是出于自身利害得失的考虑，并不能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真理，难免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现象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允许权力裁判思想，新的文字狱就会不断产生。
其二，官大不等于理大。权力是分层级的，掌权的人也就分成不同的级别。允许权力裁判思想，隐含的逻辑前提就是官大等于理大。我国现行的新闻和书刊检查制度，其实奉行的还是官大理大的原则。比如，《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因为刊登了广东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受到□□部的查处，停刊数月之久，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被撤职。在这一事件中，如果说李大同、卢跃刚属于小官，那么□□部的有关人士就是大官，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冰点周刊”被查处当然顺理成章。然而，按照“双百方针”的要求，作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可以批评，但不可以政治权力强行作出裁判。如果认同这样的裁判，那就是同时承认□□部的审查人员水平一定高于“冰点周刊”的编辑人员，其实未必如此。因为用的是权力，不是说理，这就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力服人，并不表明施压的一方就真理在手。当然，官大的人，对全局的情况了解得多些，考虑问题会全面一些，但也仅此而已。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他不一定比专家知道的更多。
其三，当权者的思想并不是法律。有的人以为，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那么，党政机关及其官员就理所当然拥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并以此对思想作出裁判。然而，在实践中，思想并不能作为裁判的标准，因为它不是法律，不具有可操作性。事实上，有些自称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不一定就是真懂。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这就有可能把个人的思想当作马克思主义，并且当作判断的标准。为了保障公民的思想言论自由，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法律所禁止的，仅仅是不得造谣诽谤，不得泄露国家秘密等。因此，即使立法，也不应当给权力裁判思想提供依据。而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以政治权力裁判思想，必然导致当权者的随心所欲。
人的思想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认识。由于受立场、方法、能力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人们的认识有可能正确，也有可能是错误的。不同的思想观点之间，通过相互批评，可以使真理越辩越明，最终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如此方能不断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如果当权者自以为真理在手，然后用权力裁判人们的思想，顺之者存，逆之者剿，那么，思想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前进，只能永远在原地踏步甚至向后倒退。因此，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特别是要把思想从权力的压制下解放出来。
